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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宏观调控新思路:目标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发表时间:2021-10-12 16:28:24 来源:自治区政府研究室

今年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开局之年,也是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年。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谋划好后疫情时期的宏观调控意义很大、任务很重、难度很高。

一、新时期宏观调控要在“准”字上狠下功夫

面对我国经济复杂严峻、高度不确定性局面,宏观调控需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突出问题和短板,把形势搞准、把目标选准、把政策对准,确保经济运行速度稳质量优。

(一)形势判断要搞准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正常秩序得到基本恢复,出口增速超预期增长,叠加同期低基数影响,按照趋势外推,季度GDP增速走势“前高后低”,全年GDP增速有望创出近几年以来的新高。2021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大概率将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形稳”特征。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新旧增长动能转化尚未完成,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大衰退背景下的出口“非典型繁荣”持续性不足,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宽松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这表明2021年宏观经济“形稳”之下仍存在多种负向冲击因素交织带来的“势不稳”挑战。

(二)调控目标要选准基于对形势的判断,“稳住势”应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势”的内涵体现“一主多维”的目标体系:“一主”即GDP要保持合理增速。统筹考虑当前我国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去年疫情带来的低基数影响,应尽力确保2021GDP增速保持在7.6%左右。“多维”即GDP增长要有质量。一是广义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既要确保CPIPPI涨幅处于合理区间,避免实体经济通胀或通缩,也要确保资产价格波动符合基本面走势,防止股价与企业利润、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明显背离。二是经济结构更优化,要兼顾效率和安全,研究提出制造业占GDP的合理比例。三是实现充分就业,要确保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在促进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四是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既要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也要确保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合理增长,避免“此消彼长”零和调整。五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研究制定碳排放指标,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要继续下降。

(三)政策举措要对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转型和逆全球化“复合型”挑战,宏观经济政策要对接好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紧扣主要调控目标,统筹运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防疫等政策工具,分类设计“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着力提高阶段性政策的适应性,进而增加恢复增长难度。一是对准供需“两侧发力”,既要扩大国内需求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也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配适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对准弱项“强本固基”,重点解决初级原材料、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生产中间品、外需市场等对外依赖过高风险,多措并举提高本土供给消化能力。三是对准民生“升降并举”,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民生投资,提升居民收入着力降低居民住房、教育、医疗支出等生活成本。四是对准生态“科学作为”,要部署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强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二、新时期宏观调控要在“效率”上做好文章

资源配置高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置条件。因此,以提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为抓手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应成为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构建“双刺激”的宏观调控新框架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旧矛盾,同时还面临着由人口红利消失引发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的新挑战。2015年,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陆续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新主张,这对于提高供给质量和矫正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任务。即通过发展和丰富创新政策工具,形成与总需求刺激政策类似的操作规范体系,配套建立创新投入强约束政策机制,确保创新在政策架构中的资源配置优先权,最大程度上激发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达到持续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目的。

(二)强化规划对于宏观调控的渠道功能过度聚焦于稳增长等短期目标而忽视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等中长期发展目标,是宏观调控政策成效日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由于规划对于宏观调控的引导约束功能不到位,导致宏观调控配置资源经常出现不符合高效率原则的现象比如,货币政策放松释放出的金融资源大多流向了虚拟经济或者部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而急需金融资源的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却得不到充分支持,使得调控效果打折扣。克服这一难题,可以探索让规划发挥渠道功能,强化对于宏观调控配置政策资源的合理引导作用。下一步,重点把规划期内宏观调控的政策资源流向、投入规模和先后顺序谋划好,比如优先刺激高端制造业投资、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在中美科技领域竞争中凸显出来的“卡脖子”技术领域行业投资,尽可能降低宏观调控操作的短视性和随机性。而宏观调控可以定位为发挥调节“水龙头”的功能,资源流向则以规划为依据进行统筹配置。这样搭配可以有效规避“短多长空”的传统宏观调控做法,从而实现短期调控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内在协调统一。

(三)持续推进宏观调控协调机制和工具创新宏观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调控职能部门和多种调控政策工具。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越来越多,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等传统任务外,还增加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等新的调控任务。因此,形成最大政策合力需要依托健全高效的部门间宏观调控协调机制。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协调机制和工具创新。比如可以探索建立由发展改革委为牵头单位,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为副牵头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商务部等更多部门参与的宏观调控部际协调机制,定期就重大宏观调控问题进行磋商,最大程度上发挥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和贸易等政策合力。

(四)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操作的适应性经济周期波动存在很强的内在惯性且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特点,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必须进行超前操作。否则,待经济形成强的繁荣或衰退趋势时再采取措施,宏观调控付出的代价将会成倍地增加。尽管理论学界经过多年探索使预测技术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宏观经济涉及变量众多且运行机理极其复杂,预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宏观调控的适应性,即通过紧密跟踪经济形势,适时预调微调调控政策,尽量做到与宏观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变化的节奏合拍,以最大程度上提高政策的调控成效。下一步,要依据规律性探索研究的最新成果,提高宏观经济跟踪分析预测工作质量,尽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再通过调控手段、力度和范围的预调整,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适应性,以有效避免经济出现强繁荣或者强衰退的不利局面。  

编辑:赵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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